在近期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将科技创新置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在这一宏观布局下，实验动物作为生命科学研究的“活体试剂”和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载体，正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为提升实验动物作为科技基础条件的自主保障能力，科技部已在“十五五”重点专项中对实验动物发展作出明确安排，重点促进我国实验动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开放共享，以及实验动物新品种和动物模型的开发、应用和推广。与此同时，科技部办公厅近期下发通知，委托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组织开展第四次实验动物资源专项调查，通过此次的专项调查，全面摸清我国现有实验动物资源底数，为“十五五”实验动物资源规划与管理提供数据支撑。这一系列密集部署释放出清晰信号：实验动物不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幕后英雄”，而是关乎国家科技创新自立自强、自主可控的战略性资源，正在从单纯的“基础保障条件”向“科技创新驱动源”的战略跨越。
在悟空科学策划的“对话权威，洞见未来”高端访谈中，长期参与国家规划工作的资深专家贺争鸣研究员深度剖析了实验动物领域从“十三五”到“十五五”的战略转向。他指出，实验动物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重构：从单纯的“基础保障条件”向“科技创新驱动源”跨越，从被动支撑转向主动创新。
在这场关乎未来生物医药竞争格局的变局中，贺争鸣研究员的论述揭示了三大战略变量。
变量一：从“模仿跟踪”到“自主可控”，种质资源的战略储备成为底线工程
长期以来，我国实验动物领域存在“隐形的卡脖子”问题。贺争鸣研究员直言不讳地指出，像BALB/c、C57等核心小鼠品系源头掌握在美国Jackson实验室手中，比格犬等大动物资源面临同样情况。这种依赖已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短板。
“十五五”期间，战略重心将全面转向种质资源的自主保障。贺争鸣研究员提到，国家将推动从分散建设向体系化布局转变，不仅要解决我国目前在实验动物品种数量上的差距，更要解决物种结构失衡的问题。未来的蓝图是构建“国家库-省级基地-特色模型”三位一体的资源体系，特别是在非人灵长类、小型猪等大动物资源上精准发力，实现核心资源的“握在手中、高效利用”。
变量二：从“工具提供”到“源头创新”，疾病模型引领新药研发范式变革
过去，实验动物被视为研究“工具”，而如今，特别是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和人源化动物模型的大量创制与应用，实验动物已演变为医药创新的核心载体。
贺争鸣研究员强调，“十五五”期间，动物模型建设将更加注重“高保真”模拟人类真实疾病状态。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等多基因复杂疾病，以往的转基因模型常出现“小鼠有效、人无效”的转化困境。为此，国家战略层面明确导向：重点支持多基因复杂疾病的人源化模型创制。这种调整意味着实验动物科学正在从底层逻辑上重塑新药研发的路径，缩短动物模型与临床患者之间的距离，让“光芒”照进新药研发的“死亡谷”。
变量三：从“创新发展”到“精准验证”，实现研究方式的迭代升级和融合发展。
面对新方法学（New Approach Methodologies，NAMs）的浪潮，行业内外曾对“动物实验的存续与价值”产生疑惑，担忧其或将被逐步替代。贺争鸣研究员对此给出了清醒的战略判断：NAMs不是终结者，而是新的方法论和研究工具。
他认为：新方法论与传统动物实验并非相互取代、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互为支撑、协同互补的有机整体。传统动物实验经过长期发展，在体系完整性、结果可靠性、科学规范性等方面依然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是生命科学研究与安全评价的重要基石。而NAMs的出现，则是在技术层面补短板、提效率、强精准，为传统研究模式注入新动能。二者相互融合、并行发展，既能够有效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前瞻性，也能进一步规范实验流程、优化研究路径，实现研究范式的迭代升级与深度融合，为生物医药创新等领域提供更加坚实、更加多元的科学支撑。正如贺争鸣研究员所举的案例，将人的心脏类器官移植到人源化小鼠体内，实现了对病毒侵害过程的全仿真模拟——这是传统单一手段无法企及的高度。
站在“十五五”的起点回望，实验动物行业正完成一次价值重估。它不再是简单的饲养与供给，而是关乎国家科技发展、生物安全、种质主权与医药创新的战略基石。
正如贺争鸣研究员所言，实验动物人不仅是基石-基础保障，更在释放巨大的“光芒”-科技创新驱动源。未来五年，以资源自主为盾，以模型创新为矛，以智能技术为翼，中国实验动物事业将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窗口期，完成从“大”到“强”、从“跟跑”到“领跑”的战略转身。
